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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创高文兴公益时报
编者按:慈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文化根基,也是国人精神风貌最基础的底色和共通之处。重温慈善经典，也是我们挖掘文化瑰宝和汲取慈善营养的重要方式。《公益时报》开设《寻找慈善传统》专栏，为大家分享历史上精彩的慈善故事和案例。本期分享的是《植树造林：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中的重要议题（下）》
宋代名人爱植树
对于毁坏林木的处罚规定，宋代法条不胜其多，对于劝民植树的规定也不胜枚举。
宋太祖建国后，命官分诣诸道均田，劝课农桑。建隆二年（年）下诏：“课民种树，定民籍为五等，第一等种杂树百，每等减二十为差，桑枣半之；男女十岁以上种韭一畦，阔一步，长十步；乏井者，邻伍为凿之；令、佐春秋巡视其数，秩满赴调，有司第其课而为之殿最。”同年，又诏：“令长吏谕民，有能广植桑枣、垦辟荒田者，止输旧租。”还针对河堤植树下诏：“缘汴河州县长吏，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，以壮堤防。”
宋初，对于官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就是植树造林，若没有完成任务将受相应降职惩处，这些鼓励官民垦荒植树、发展林业的政策措施，对推动林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宋政府为鼓励民众种植桑枣，民众多种植的不再加租，对于官员也有经济政绩的考核，“百姓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，只纳旧租。令、佐能劝课种植，加一阶”。此诏下后的若干年内，很多官员因发展农桑有功被升迁、增秩，形成了重视林木培育的官风。
南宋在延续北宋政策法令的同时，政策有所变化，官员任内植树数目比北宋时期大大增加。从北宋后期到南宋，更明确地把植桑种树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，明确规定了地方官员的植桑树木，继续通过奖赏官员的办法来提高地方植树的积极性。
宋孝宗乾道元年（年）诏：“准民复业，宜先劝课农桑。令、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，守、卒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，并论赏有差。”乾道四年闰月乙亥诏：“民能树艺开垦者不加征，令佐能劝来者受赏。”乾道六年诏：“均役法，严限田，抑游手，务农桑……于本县界内种桑及三万株，承务郎以上减磨勘二年，承直郎以下循一资；六万株承务郎以上减磨勘四年，承直郎以下循两资；并与占射守卒劝课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，转一官。”这一政策明确了官员职能任务所包括种桑的具体数目，并且依据数目论赏罚。
宋理宗宝庆元年（年）秋，当时军事情况已经非常紧急，大战在即，理宗仍诏：“长吏劝农桑。”宝庆三年再诏：“令州县劝农桑。”端平三年（年）诏：“端平三年春正月，诏劝农桑。”以上连续的诏令是在南宋将亡之际，从某种意义上，帝王深刻领会了农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和基础地位。
因此，前文的达官显贵、名流俊士身体力行植树造林，并劝民植树，便顺理成章了。
清乾隆帝劝植不诲
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五日，甘肃巡抚黄廷桂为甘（肃）省劝植树木情形事奏折（图片来源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）
乾隆九年（年），甘肃巡抚黄廷桂向乾隆帝报告甘肃省劝植树木情形。从奏折中可见当时官员对植树造林、涵养植被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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